来自 军事 2020-10-18 03:32 的文章

重庆大轰炸亲历者高荣彬讲述:80年前的血和泪

    原标题:重庆大轰炸亲历者高荣彬讲述

    80年前的血和泪

    他96岁是重庆大轰炸原告团中最年长老人

    心愿是能等到日政府向大轰炸受害者谢罪赔偿

    高荣彬

    高荣彬,1923年出生于重庆长寿县,16岁时加入重庆市防空司令部下属的防护团,亲历重庆“五三”“五四”大轰炸,“六五”隧道惨案发生后进入隧道疏导和抬尸。

    “当年,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抬尸体,光抬尸体就花了三天三夜,隧道内的尸体堆积得有两米高。”老人用手比画着说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他进入重庆水泥厂工作直至退休。

    如今96岁的高老是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诉讼原告团中最高龄的老人。他说,日本政府必须就当年的罪行向中国人民道歉谢罪并赔偿。

    “那段历史我真的不愿意回忆,实在是太惨了。”即便重庆大轰炸已经过去80年,回忆起那段往事,高荣彬老人依旧忍不住老泪纵横。13岁那年,高荣彬跟随父母来到重庆,在铜鼓台杨家院(现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新民街附近)跟着师傅学补鞋。

    1939年,他加入了防空司令部下属的防护团。

    长江都被鲜血染红

    高荣彬回忆说,从1939年年初开始,日机开始对重庆进行密集轰炸。1939年的5月3日、4日两天,日机以密集队形突袭重庆,对山城进了毫无人性的大轰炸,爆裂的竹子溅出了火星,房屋“火烧连营”,整座城市一时烈焰冲天,烧得满天通红,一直烧到江边,无数的人被大火烧死或被有毒的烟雾呛死。

    滚滚浓烟遮天蔽日,熊熊烈火燃烧了近3天才被扑灭。公园和路边堆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,血流成河;繁忙的朝天门码头也被炸,很多船工被炸得血肉横飞,长江都被染红。

    大轰炸期间,几乎所有人的家中都备着一个小箱子,躲避轰炸时,一家人随身带着这只箱子,里面装着些救命的家当。“当时个别家庭因收拾东西耽误了时间,全家被炸死在屋内。”

    高荣彬说,防护团主要是负责街头巡逻,抢救伤员,还有在居民都躲进防空洞时负责街道上的治安,防止有人趁机盗窃。当时,因为大轰炸期间死伤较多,防护团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抢救伤员,防止疫病的发生。“当时,我加入防护团之前都是要宣誓的,一要不怕死,二要胆子大,没有工资,有时会管一顿饭。”日机轰炸频繁的时候,他经常要熬通宵,最多的时候,他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合眼。“炸弹来了,我们就往桌子脚、屋檐下躲;炸弹一停,又爬起来继续巡逻。当时有些防护团员就被倒塌的房屋压死了。”

    “见机而作,入土为安”

    高荣彬回忆说,因为重庆当时的建筑主要是竹木结构,虽然每次来的飞机只有二三十架,但日军轰炸的同时还投下燃烧弹,很多人都是在大火中被烧死的。在漫长的轰炸期里,1939到1941年的持续“无差别轰炸”最为严重。

    “日军从1940年开始对重庆进行轰炸,每次来的飞机多达100多架甚至200多架,沿着上下半城一路轰炸过去。”到了1941年,日军又改变了策略。每次来的飞机很少,甚至只有几架,轰炸后从城市离开。但在警报还没结束时,第二批飞机又来了。第二批离开还没解除警报时,第三批又来了。甚至96个小时没有解除警报。这对于那些躲避警报的人来说,无异于如坐针毡,出来等于送死,而躲在洞里则空气憋闷,非常难受。

    高老至今还记得,当时重庆曾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,“飞机头,二两油,鹅公岭,挂红球,日本飞机丢炸弹,山城到处血长流,跑不完的警报,报不完的深仇,烟囱变成高射炮,膏药飞机磕响头。”童谣中的“挂红球”指战时重庆一种防空预警手段,抗战爆发后由于中国仅有的战机已损失殆尽,国民政府对日军空袭只能采用消极防御,当时因重庆经常停电,防空人员只好采用在高处悬挂红灯笼示警,这些红灯笼分设于市郊各制高点,重庆至今还留有红球坝地名。当时警报很频繁,白天一挂就挂好几盏灯,老百姓通过看挂三盏还是挂四盏,来了解轰炸的强度。“我们是每天跑警报,傍晚的时候回城,因为晚上视线不好,鬼子的飞机一般比较少来。”

    那时重庆有副对联,叫作“见机而作,入土为安”,所谓“见机”指看到日本飞机,“入土”则是钻防空洞。抗战期间重庆共修建大小防空洞六七百个,加上防空壕、避难室,掩体等可容纳25万人,堪称二战时世界各大城市之最,由于日机空袭频繁,跑警报成了重庆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    师父师母被闷死在隧道